普惠金融发展路径与体系构建

一、普惠金融未来发展路径 
  实施普惠金融的根本目的是为传统或正规金融机构体系之外的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和微小企业提供可得性金融服务。“分享经济”则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经济模式,在普惠金融条件下,工业时代一直被视为重要商业资源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正受到这一新“经济模式”的突破,拥有新思维、新知识和新举措的一些企业更容易通过“商业创新”捕捉与获取商业资源。未来,越来越多的行业将以分享经济为契机分享市场,而分享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普惠金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金融终端资源与功能的普惠与分享发展。金融终端具有最齐全的数据与信息资源,这意味着在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下,作为金融产业链上游的“资源终端部门”不仅拥有更高的地位,更应该在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面面向更广大的群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如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个“怪”现象,即货币供应非常充裕但贷款比较难,一边是多,一边是难,明显就有资金错配。因此,金融终端资源与功能的普惠与分享发展,有利于将所有资源确定于一个机制内进行共享,为金融产业链的利益整合奠定发展基础,进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民生富足与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媒介与渠道的普惠与分享发展。移动互联网的高速發展为共享经济、共享金融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条件。未来是一个全新的大平台经济时代,参与平台的主体越多,金融运行过程中供给、需求、中介和监管等各方的利益和价值就越能体现出来。因此,促进金融媒介与渠道的普惠与分享发展,必能为我国金融活动的各方利益主体提供获取价值增值的有效管道。 
  第三,金融消费与生产的普惠与分享发展。就金融消费与生产而言,我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深水区,未来将面临着日益复杂多样的金融产业链和利益共同体的竞合(即竞争与合作并存)发展趋势,而要使改革开放能够继续深入,一定要让普通百姓有改革成果的“获得感”,分享普惠金融带来的红利,才能为民生富足与经济增长两个层面的互动提供有力支持,由此进一步激发我国经济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四,金融风险与监管的普惠与分享发展。普惠金融要求将金融服务覆盖到小微企业、“三农”和低收入人群等一些难以进入传统金融体系中去积累信用的高风险群体,如何进行风险控制成为关键。而基于分享经济环境下的互联网大平台最大卖点在于利用大数据对客户资信进行评估,以快捷和低廉的成本把握好风险准入门槛[2]。因此,通过介入普惠与分享金融实践可以为那些难以在传统金融体系中积累信用的小微企业、“三农”和低收入群体创建信用提供数据支撑,为我国民生富足与经济增长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而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也将进一步推进金融风险与监管的普惠与分享发展。 
  第五,金融要素多元化的普惠与分享发展。金融机构、产品、市场、制度、文化等要素,共同构成了人们所熟悉的“金融范畴”。在普惠金融发展趋势下,原有的机构、产品、市场、制度、文化等金融要素的边界将变得日益模糊,银行、证券、保险等分业经营的格局可能逐渐被打破,彼此分享普惠模式架构与比较优势[3]。对金融机构来说,“供给创造需求”式的创新不是唯一,金融消费者将成为普惠模式下的创新驱动者,“需求创造需求与供给”将成为普惠金融模式下的创造主旋律。同时,互联网平台与生俱来的普惠性本质将使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不断降低,由少数人的“垄断场所”转而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呈现金融民主化和去中心集聚的特征。这种金融要素多元化的普惠与分享发展,必将为我国民生富足与经济增长开辟广阔而纵深的发展空间。 
  二、构建普惠金融“六合一”发展创新体系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体系,应以充分体现公平价值、获益权利分享(或共享)为基本理念,以广泛覆盖与包容增长为核心,以商业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审慎监管与创新突破相结合为出发点。概括而言,就是需要构建“六位一体”式的普惠金融框架体系: 
  第一,构建普惠金融规范发展的法规体系。作为普惠金融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普惠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只有更多地体现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包容性、伦理性和正向激励功能,才能为普惠金融服务民生、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法律保障。为此,结合我国实际,在国家层面上除了制定具有普遍普惠意义的《信贷公平法》、《金融信用信息法》外,还要制定针对中、低收入阶层和微小企业的金融法,并在条件成熟时将《存款保险条例》升级为《存款保险法》;要及时对《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方面的法律进行修订,注入普惠金融的思想和理念;地方政府制定适合当地弱势群体发展的普惠金融管理办法[4],从而在法规体系的先行建构上确保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
 第二,构建普惠金融有效运行的支撑体系。即构建包括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支持、基于征信系统的数据支持、基于政府背景的担保支持和社会发展的信用环境支持等支撑体系,推进大数据下“扁平化、去中心”的分享(或共享)经济金融创业创新平台跨越式发展,为我国普惠金融服务民生、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有效的运行支撑体系。 
  第三,构建普惠金融供给的机构体系。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格局,区分和明确各类商业性金融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定位与功能互补,这既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供给不足的困境,也可使各金融机构处于一个有序竞争和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之中。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无论是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还是传统的金融企业,只有在一个统一的分享(或共享)经济平台上构成一个优势互补、竞争合作、互为延伸和错位发展的有机生态整体,才能满足金融资源供给普惠于社会各个阶层的需求。 
  第四,构建普惠金融生存与发展的客户体系。在维持与开发高端客户的基础上,要重点服务中小微企业、“三农”和低收入群体。按照“木桶原理”,“短板”的提升有利于提升整体的发展水平,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普惠金融体系覆盖或填补的重点就是上述这三个群体。因此,构建以服务中小微企业、“三农”和低收入群体为重点的客户体系,是促进我国普惠金融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面。 
  第五,构建普惠金融运行的风险公示与监管体系。金融服务的关键是收益与风险相匹配,这需要创新与监管的紧密结合,可通过建立类似“资金透明、风险透明、信息透明、交易透明”的公示体系将风险公开、透明。特别是在互联网普惠金融时代,市场各参与主体都获得了效用最大化的体验和红利,但同时也带来了产品、服務质量与资金安全等风险问题,而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尚在不断完善之中。因此,以政府、行业协会等为主体建立普惠金融运行风险监管体系已刻不容缓。 
  第六,构建普惠金融的市场交易体系。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正面临着重大调整,这就需要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具有强大风险管理能力的普惠金融体系,而市场化是全面实现普惠金融体系的根本性制度保障。资本市场是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切入点,在以上“五项体系构建”基础上,循序渐进推行普惠金融下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体系的建设与运行。间接融资体系的运行关键是发展小微金融机构,降低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直接融资体系的运行,则是建立能覆盖全国乃至国际区域的交易市场;一旦资本市场获得规范发展,信贷市场也将得以“松绑”。可见,两个市场的相辅相成、功能互补对于我国普惠金融程度的提升大有裨益,应及时并积极推进这方面的探索。 
  总之,当今日新月异的互联网通讯技术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只有及时把握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并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普惠金融创新体系,才能启动小微企业、“三农”和低收入群体的巨大需求潜力并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适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经济发展新常态,在服务民生、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探讨[J].河北金融[J],2015(4). 
  [2]丁杰.互联网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理论及现实悖论[J].财经科学,2015(6). 
  [3]姚余栋.共享金融大变革时代金融理论有了突破点[N],上海证券报,2015-09-08. 
  [4]冯辉.普惠金融视野下企业公平融资权的法律构造研究[J].现代法学,2015(1). 
  作者简介:毛愫璜(1964-),女,汉族,浙江杭州人,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金融理论与实务研究。
浏览次数:  更新时间:2018-02-01 09: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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